杨宗红以案为证晚清宣讲小说的文体特征及成因

清呈现了年夜量“以案为证”式的主要以口语宣讲圣谕及神谕为主要目标说唱联合的宣讲小说[1]，乃至成为一个“集群”“一个特点光显的派别”[2]。

《宣讲有道：晚清宣讲小说的伦理叙事》，杨宗红著，中华书局2023

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普通小说，对变乱、场景、人物予以描述、群情或评价时，每每用“有诗（词或赋）为证”，诗赋是“为证”部门所采纳的体裁，当这种法式化的标记性语言呈现，便天然将小说由散体叙事转换为韵体描述与群情，以弥补纯散体叙事所带来的不敷，并使得故事文本散韵相间，延缓了叙事的节拍。

晚清宣讲小说与传统小说在文本形态上一个紧张区别是“以案为证”。当“以案为证”相似字样呈现，则将文本由群情直接引向叙事，又由“从此案看来”相似表达，将故事引向总结与群情。“有诗（词或赋）为证”后面内容的语体是韵文，而以“以案为证”后面的语体是散体而兼韵文。

“案”，《说文解字》：“案，几属，从木，案声。”[1]122本指桌案，后又指变乱，如惨案、血案，医案等，涉及司法问题较多。

就今朝已被年夜众熟知的宣讲小说《跻春台》来看，此中涉公案故事二十多篇，或许其“序”又有“列案四十”之语，故事中“从此案看来”呈现次数较多，故有学者以为《跻春台》是“话本小说中公案小说的范例”，“清末公案小说的代表之一”[2]84，1999年群众出书社出书的《古代公案小说丛书》将其收录。

将“案”仅视为公案，是不适当的。《跻春台》所言“列案四十”，显然是将小说中四十个故事都视为“案”，此中有十几篇所涉及的故事，如《冬瓜女》《吃得亏》《川北栈》等，并不涉及诉讼案件。有些即便与诉讼有关，诉讼却不是主要变乱及写作宗旨。

“案”的寄义甚广，凡变乱皆可谓“案”。医学中的“医案”便是典型的治疗案例，惩恶文本中的“案”便是惩恶劝善的故事。周振鹤以为，“案证便是一个个因果报应之类的故事”[3]624。若从广义的因与果、报与应上看，此说是不错的。

许多故事，并不克不及以狭隘的因果报应之说归纳综合，如《惊人炮》中的《鸡进士》《奇须眉》《夺锦楼》。大众也将宣讲的故事视为“案证”，如《救生丹新案-取信获报》中 ，招弟对父亲说：“那一天，宣讲人讲个案证。”

《宣講による平易近衆教养に関する研讨》

关于宣讲小说的“案证”，林珊妏、阿部泰记两位学者都有所阐述，前者集中于案证故事自己的情节、思惟内在与社会代价[3]，后者着重于先容宣讲的蜕变及宣讲文本的情势及特色[4]。

这些研讨虽有启迪意义，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能获得办理，诸如与传统“以诗为证”的小说相比，宣讲小说“以案为证”的情势若何，若何在故事中得以体现，“以案为证”是否有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又若何蜕变，案证所证为何，为何看重以“案”为证等。跟着近年来年夜量的宣讲小说文本被发现，相关研讨逐渐增多，上述问题很有探究的意义和需要。

一、以案为证：晚清宣讲小说的体裁特性

宣讲小说的“案证”性，在情势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题目中呈现“案”“案证”等字样。

详细有二，其一是书名中直接呈现“案证”字样，许多晚清宣讲小说皆是如斯，笔者所见就有《善恶案证》《案证真言》《二十四孝案证》《宣讲回天案证》《圣谕案证》《宣讲最好听案证》等。有时，不消“案证”而换用“注案”“引证”“案”，如《感应注案》《宣讲引证》《冥案纂集》。

《宣讲最好听案证》

其二是在故事名前面或后面加“宣讲案证”或“案证”以提醒故事的性子，如《宣讲案证珍珠塔》《宣讲案证比目鱼》《宣讲案证双槐树》等，《浪里生舟》直接标注为“圣谕案证”[4]203。

有些从书名中看不出其“案证”性，但详细故事题目前有“案证”“附案”字样，如《化善录》中《三元记》扉页亦为“案证三元记”。光绪四年（1878）《传家宝》中有一篇为“忍气味讼得道成真案证”。“定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利。”[5]138包括着“案证”的定名，使宣讲小说与其它类型的小说既有所同，又有所别。

二是在媒介、凡例中点名故事便是“案证”，或在目次中呈现“案证”二字。

林有仁《跻春台-序》：“……尔后世之效之（注：即《吕书五种》）者甚伙，特借报应为劝惩，引案以证之。……中邑刘君省三，隐正人也。杜门不出，独著惩恶劝善一书，名曰《跻春台》。列案四十，明其端委，出以俗言，兼有韵语可歌。”[6]566

此序至少注解，“特借报应为劝惩，引案以证之”是其时广泛存在的环境，《跻春台》四十篇刚好是“列案四十”，可见篇篇都是“案证”。

智善子校订、善化善子参阅《千秋宝鉴》上册卷一凡例有“是书每案之首”“听者逐段逐案潜生理会”“是书所集诸案”“是书所引案证”“有一项而载一二案者”，该书以“案证目次”首先，然后是故事名。一些宣讲小说在目次页上以“案证”“案目”“案证目次”代“目次”，再枚举各个案证之名，如《辅世宝训》《辅道金针》《宣讲集要》《圣谕灵征择要》《指南镜》《救生船》等。

《宣讲集要》

《宣讲集要》“息诬陷以全仁慈”目次条下为“俗讲一段 旁引证二条 息讼得财 忠孝节义”。《圣谕灵征择要》是“圣谕”与“案目”同时呈现，如“务本业以定平易近志违谕案目”，其下有三案。

三是故事中呈现“以案证之”“从此案看来”等标记性词语，注解故事的“案证”性。

其常见表达方式是，在诗及群情后，以“引一案证之”引入后面的故事，只是详细表述略有区别。以《保命金丹》为例，如：“今不惮烦，引一案以证之。”（《佣工葬母》）“众台宽坐，待愚下讲一新案与你们听。”（《孝儿迎母》）“愚下说到此处，且引一案认为证。”（《七岁翰林》）“我今想起一案，众台细听。”（《骄奢遇贼》）“众位不信，待我引一案以证之。”（《姻缘分定》）

据笔者统计，《保命金丹》四卷32个故事中，用“引案证之”引起下文故事的，到达13则，约占总故事的三分之一。当故事停止时，常用“从此案看来”引入后面的群情，对整个故事作出总结性评价。

《保命金丹》

前“以案证之”引入故事，后“从此案看来”总结故事，首尾呼应。有些故事前面未言“以案证之”，而是用其它相似之语引入故事，如《更新宝录-割肺遇仙》引入故事之语是“吾今说到此处，猛想起一个孝女得证仙果的，说来与年夜众一听”，末端仍以“从此案看来”总结故事。

还有先直接叙述故事，末端用“从此（这）案看来”总结，如《复活丹-割耳祝寿》，《跻春台》40篇中有18篇皆是这种模式。

当然，上述三种环境不克不及截然离开，有时两种或三种兼而有之。

“案”“案证”与“以（引）案证之”及“从此案看来”可谓是宣讲小说中常见的标识或套话。套话自己亦是某类体裁的标识。

如章回小说与短篇小说其布局情势年夜致雷同，但章回小说题目中“第×回”，前面的楔子、每回后面的“且听下回分化”，每回开首偶然呈现的“上（前）回说”“书接（归）上（前）回”等，都显示出小说的章回体。同样，题目的“案证”及中央的“案”“案证”等套语及其组成“以（引）案证之”+案证+“从此案看来”的布局模式，亦可谓是宣讲小说的标识。

宣讲小说“以案为证”的紧张缘故原由在于宣讲圣谕与伦理道德，其文本情势与内容都服务于此，这就决议了它与传统拟话本的分歧。它采纳了以案为证的编制。“以案为证”隐含“案”与“证”的关系等于：“案”是办法、手腕，“证”是进程，二者皆服务于“所证”之内容。“以案为证”之“案”无论篇幅若何，都旨在表示“所证”之理上。

作为文本主体的案证以叙述性语言讲述分歧故事，“案”在整个文本中处于中心肠位，却以“所证”为旨归。

清光绪三十一年烟台诚文信记刻本《宣讲拾遗》

就整个故事集及单篇故事来看，宣讲小说的编排编制，与传统的小说有很年夜分歧。

一是全书或单个故事分两部门，第一部门为圣谕、神训及宣讲规矩等，第二部门是案证故事，如《宣讲拾遗》《宣讲集要》《圣谕灵征》《千秋宝鉴》《宣讲引证》《万选青钱》《换骨金丹》《法戒录》《石颔首》[5]等。

《宣讲集要》共十六卷，卷首、卷一除了多篇序外，还有宣讲条例，以及顺治、康熙、雍正时公布的宣讲圣谕的谕文，圣谕六训及其阐释，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等，完全不涉及故事，从卷二起才进入案证部门。

案证前的内容，从整体上看彷佛比例不年夜，但能占一两卷，却也不容轻忽，它是后面案证故事的焦点与魂魄，是小说的主题。每个主题，有一到多个案证。

如《宣讲拾遗》“第一训，孝敬怙恃，衍说一段，旁引古今顺逆证鉴数案”，“万岁爷说：若何是孝敬怙恃。……”所引顺逆案证依次为《至孝羽化》《堂上活佛》《爱女嫌媳》《还阳自说》《逆伦急报》五个故事。显然，圣谕第一训“孝敬怙恃”是五个顺逆案的宗旨，五“案”是“论证”该宗旨的“论据”。

《宣讲拾遗》

二是故事题目下用小字号的简短言语阐明故本家儿旨。

八卷本《法戒录》案证故事的题目下用极为简短的语句注明该故事目标，如《要惜福》案证题目下为“教训节省”，《双报应》案证题目下为“阻拦非为”，《双落发》案证题目下为“嫌媳非为”。有的直接用圣谕六训或圣谕十六条作为案证的附注。

如《石颔首》之《天际寻亲》案证题目下注明：“敦孝弟以重人伦。”《游枉死城》案证题目下注：“解仇忿以重身命。”

也有目次中的案证题目下以极简练之语注明故事题旨，如《年夜愿船》《脱苦海》《指南镜》《惊人炮》等，故事题目下或六字、或八字，归纳综合故本家儿要情节及主题。

《年夜愿船》目次中每个故事题目下皆有小注，如《远色登第》下注：“德性训子 拒色高魁。”《贪色显报》下注：“淫妇谋天 好色斩头。”题目本就可见故事的意旨，“小注”又弥补了题目，二者配合为“案证”建立标的，强化案证故事的意图。

三是先阐述圣谕（神谕）此中的某一条，再用故事作案证。

前文说起的《千秋宝鉴》之《贞淫各报》《戒淫增寿》《诬陷绝嗣》《惜字获福》等各篇等于如斯。如《贞淫各报》：“六训上说，毋作非为。……我就说个命同报分歧的，与你们听。……”《戒淫增寿》：“《觉世经》上说，淫为万恶首。……我就说个一贞一淫的报应与你们听。……”

《辅世宝训》卷一“案证目次”第一条为“敦孝弟以重人伦”，其文本编制是：“（诗略）。说明圣谕广训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注：敦笃，加勉也；孝者，以是事亲也；弟者，以是事长也；以，因也；重，尊敬也，又郑重也。人伦，五伦也。引：……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孟子贤人，人伦之至也。又曰：‘人伦明于上，小平易近亲于下。’”后面《孝友开风》等四个故事皆是“敦孝弟以重人伦”及孔孟之语的“案证”。

《辅世宝训》

宣讲小说是圣谕宣讲的产品，最初宣讲者奉国度法令四处宣讲，宣讲的宗旨是圣谕十六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和解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省以惜财用、隆黉舍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司法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平易近俗、务本业以定平易近志、训后辈以禁非为、息诬陷以全仁慈、诫窝逃以免株连、完赋税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响马、解仇忿以重身命[7]461。

十六条涉及到小我与群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包囊了小我修养与对国度、社会的任务与责任。由于是宣讲圣谕，要求肃静肃穆。最初宣讲多着重讲述十六条的内容，从事理上阐释为何要遵循圣谕十六条。后明天将来常生涯之理参杂故事之中，弥补阐释圣谕的某一主题。

无论故事的是非若何，情节若何波折、人物若何具有代表性，是否盘踞了文本的主要部门，故事自己都不是宣讲者的目标，而是事理的附加。如以写作喻之，话本小说是记叙文，即便有说理身分，并不影响作为记叙文的本色；宣讲小说是群情文，即便叙事很长，也只是血肉，讲事理才是其筋骨，其论点，便是圣谕与神谕，便是日常之“理”。

《平易近间信奉与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之神异叙事》

正因如斯，故事前面的诗歌及群情，不是作为期待听众的入话，而是整个故事的魂魄，是作为“群情文”的“论点”，后面的故事，只是作为“案证”，作为论证宗旨的“事实论据”而存在。

明确结案证作为“事实论据”的作用，再看宣讲小说集的编排编制及单篇文本的讲述编制，不难发现，这恰是一样平常性群情文的框架模式。

作为“群情文”，“论点”是魂魄。宣讲小说集或故事前面的圣谕及神谕所转达的“圣”“神”之理，显然便是全书或某一故事的宗旨。

如《宣讲拾遗》中的《文昌帝君蕉窗十则》《武圣帝君十二戒规》《孚佑帝君家规十则》等神谕，其提倡的伦理与圣谕十六条、圣谕六训有同等之处。

也便是说，每个案证虽然阐释圣谕或神谕的某一方面，但整部书便是对整个圣谕及神谕的阐释。有些故事案证甚多，但都阐释一个宗旨，此中以孝道为多，如《孝逆报》《二十四孝案证》两部书都可谓是对“敦孝弟以重人伦”的宣扬。

至于案证故事题目下有注的，其所注，便是这篇故事的论点。故事下的诗歌及群情，也是全篇故事的立论之处。

《石颔首-口德造命》开篇云：“伏读帝君蕉窗十则，其三曰：戒口过。窃疑言谈品论，亦常事耳。而帝君必谆谆以此为警戒者何哉。……”后面案证环抱“口德”睁开。

《石颔首》

《惺集》卷五“秽灶污字俗讲附案”中，“污字”有二案，每一案前相关群情约一千字左右，案证故事两千字左右。群情从正反阐释敬惜字纸之理，案证则从正反言敬字之善报与污字之恶报。

有些以“宣讲”定名的小说，或许书前无圣谕及神谕，案证前亦无群情，如《宣讲福报》，但斟酌到“宣讲”之风及国度、处所对宣讲的要求，其所证，仍不离充斥国度意志、神灵意志及世俗伦理精力的“天理”或常理。结尾“从此案看来”“从此看来”总结故事，恰如群情文画龙点睛之笔，呼应开首的论点。

审视案证故事，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征象，即一些惩恶文本每每借助小说人物之口“原文”照录，如《同登道岸-八箴保命》中，廖琢堂日常平凡教育女儿《女儿经》《节女传》及三从四德等，小说经由过程父女问答，将《灶君女子六戒》及《女子八箴》逐一点明。

女答复父亲道：“一戒女子在家不孝怙恃，出嫁不孝公婆；二戒不敬灶君，不敬丈夫；三戒反面妯娌，反面姊妹；四戒人工流产溺女；五戒抛撒五谷；六戒艳粧废字。”父亲又为女儿解释“八箴”：“第一孝字人之本，年夜本勿亏为完人。……第二顺字最要紧，爹妈召唤当周到。……第八静字对儿论，知止定静清其心。”

再犹如书《韩婆灵应》写韩婆唱文教养众人：“不曾开言笑嘻嘻，我笑众人空受磨。十丈软红将身裹，迷迷尘世似网罗。敦伦积德有几个，贪恋四害世间多。……”

《同登道岸》

唱文甚长，说四害，说因果，阐明心见性、修身养性、正心诚意等。善书原文是女主人公受教育的内容，也是对题目“八箴”的阐释与弥补，成为故事的一部门，一同印证故事开篇所言的“须眉以五伦为重，女子以四德为遵”，“原文”照录，不仅将其作为“天理”输入给听众，亦强化六戒与八箴的内容，以到达宣讲的目标。

宣讲小说中，作为“为证”之“案”同样“文备众体”，有手札、奏章、祭文、判文、诏令、赋、歌谣等，但最为明显的是浩繁的惩恶诗文，据笔者今朝的统计，宣讲小说中著名称的惩恶诗文如《勿溺女文》《万空歌》《百忍歌》《明晰歌》《心相歌》等130篇（首）在分歧的案证中呈现，尚有一些未说起名称却依旧属于惩恶的歌谣、诗文不下于200篇。

从“为证”的角度看，浩繁以“歌”“唱”情势呈现于文本中的“善书”“善言”，作为“事理论据”搀杂于“案”成为“案”的组成部门，这是其它体式的小说极为罕有的。

“文辞以体系体例为先”[8]9，“夫文章之有文体，犹宫室之有轨制，器皿之有程序也”[9]77。“体系体例”“程序”是体裁的本色特性，是一种体裁之以是是该体裁的首要。“以案为证”导致宣讲小说在体裁形态上的别具一格，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以圣谕或神谕或某种美德为宣讲的宗旨。口语宣讲小说每每在故事题目或开篇诗词及群情与结尾的总结中点出。早期的文言宣讲小说如《宣讲博闻录》《圣谕广训集证》，亦是先言圣谕某一条，再继以“案”或“证”，宗旨极为光显。

二是文本主体部门以叙事为主，但因着重于宣讲，导致叙事布局总体趋势于“因——果”模式，即善行致善果，罪行得恶报；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情节相对简单化。

《圣谕广训集解与研讨》

三是讲述方式的模式化。“诗+群情+故事+群情”或“故事+群情”的模式，组成小说的主体，着重“所证”之目标与“为证”之进程，似是论体文中的“论点——事实论证——归纳总结”，叙事与群情的转换则有“以一案证之”“从此案看来”等相似话语作为标识。

就口语宣讲小说而言，以叙述性语言为主，将“案”作为理之证据并运用“案”论证“理”之需要，这一奇特体式，可谓是小说之“破体”了。

二、为证之“案”的演化：宣讲小说体裁的逐渐凸显

“以案为证”并非宣讲小说所独占，先秦说体文、诗话、普通小说等都有“以小说为证”的因素[10]23，只是宣讲小说表示得尤其显著。

若考察自明代以来的圣谕宣讲及宣讲文本，以及年夜量的善书诠释本，不难发现，宣讲小说的“以案为证”不外是对其承继与成长、完美，甚至于脱离其原有依赖文本而自力成为零丁的以具有“案证”情势的小说文本。

《明朝圣谕宣讲文本汇辑》

圣谕宣讲自明代始。明代的圣谕宣讲多阐释圣谕六言自己及事理为主，但已有效故事作为辅助的倾向。《明朝圣谕宣讲文本汇辑》收录十二部文本，此中五部皆在后面附录有正反报应事例，《太祖圣谕演训》下卷全为报应故事。这些报应故事都极为简短。

《圣训演》分“解”“赞”“嘉言”“善行”四部门，其“善行”部门，皆为事例。此外还有《圣谕演义》《圣谕图解》皆有事例附之。故事所占比例小，“附加”之感显著。明代圣谕演绎文本中的正报、反报事例，搜集诗歌的编排，对宣讲小说有必定影响。

清代的圣谕宣讲承袭明代。前期年夜部门圣谕阐释文本着重对圣谕自己的阐释，且无案证，但也有一些文本附带了事例。到后期，这类环境还存在。《圣谕广训集证》《圣谕图像衍义》《圣谕像解》等，所附之“案”有多有少。

《圣谕广训直讲》所附之“案”或“例”少少，多为案件或公牍，极简。《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是由圣谕及圣谕诠释文本与因果报应类故事组成，作者“分门别类，博引旁征，上自贵爵君公年夜夫卿士，下至闺门里巷偏户穷平易近，远而古圣昔贤名儒硕彦，近而义夫节女节妇贞姬。凡其懿行嘉言，足认为模楷典型，是则是效，可劝可惩者，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刊之。”[11]此中所载故事有1342 则[12]140。

《圣谕像解》先阐释圣谕条则，继之以图，并将原文附载厥后，随之解说图中故事，图像与人物故事互相释证。统一圣谕条则下有多图多故事，如“敦孝弟以重人伦”中“敦孝”条下有24图，此中就有传统二十四孝人物中的年夜舜、华文帝、黄香等，“敦弟”“君臣之伦”“伉俪之伦”条下各14图。

《圣谕像解》

诚如其媒介所言，“摹绘前人古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厥后。嘉言懿行，各以类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达”[13]，图像、“原文”及对图像故事的阐明部门所占比例很年夜，固然是解释圣谕之旨，就其情势而言却不再给人“附带”之感。

明清善书，也多采纳“案证”，书名中有“案证”或“案”的如《灶王尊经附案证》《玉历钞案证》《销劫引证》 《感应注案》《丹桂籍注案》《阴骘文注案》等。《关帝觉世真经本证训案阐化编》逐句释原文，“本训”后，继之以“本案”数则。

有的书名中有“证”或“注”，如《三圣经灵验图注》《阴骘文图证》《太上感应篇集注》《阴骘文注证》《关圣勅谕注证》《感应篇训证》《太上感应篇注证合编》《觉世真经注证》等，其用来“证”“注”的险些都是事例。

《太上感应篇集注》年夜都是每句话下，先有“释”来阐释其意，然后是注疏该句之“验”，即善恶报应之事。如“不欺暗室”引黄定国是，“孝弟”引李善事，“正己化人”引王心斋事等。

《太上感应篇集注》

《阴骘文注证》与之雷同，为夺目，“证”字为暗影黑体，如“济人之急”下一段阐释后，便是池州戴成琏之事为证。有的不消“注”“案”“证”等字，同样以案为证，如《觉世金鉴》。

为了夺目区分，“注”“案”“训”等，或用方框，或以暗影凸起。以“图说”“图注”等定名的，多因事画图，事图互训，成为惩恶之“案”。

如《太上感应篇图说》，险些是一句一注一图一“案”，事取善报或恶报之事，后还有“附”事，事前标识年夜部门是“案”字。《三圣经灵验图注》于经文后面依次是灵验事数则，并据事画图，上文下图，一览无余。

与圣谕的阐释文原形比，善书中果报案例显著增长。《太上宝筏图说》前有得富、得贵、得寿、得子灵验记，又有祈病获痊、罹难成吉、离散复合、合宅同升灵验记，厥后是对《太上感应篇》文本的演绎，先注后案，案后的“附”，仍为果报事例，“案”的篇幅，远远多于“注”。

若以单篇视之，经文为题，“注”为阐释，“案”“附”为故事，加上“附”后的诗，与话本小说编制极为类似，倘使抽失落特意标示的“注”“案”“附”等字样及“附”故过后面注明其出处起源的笔墨，更似话本小说了。

《感应注案》编制更为奇特，它除了故事前面有一句《感应篇》原文中的某一句外，别的体式皆无异于宣讲小说，如卷九“以恶为能”句下，是题目《囚报恩》，开首及故事骨架是：“人恶人怕天不怕……此四句鄙谚说人生活着……君若不信，听余下讲个案证。本朝……从此案看来……”

《圣谕灵征》是圣谕条则及阐释与案证故事相联合，“灵征”点清楚明了书的编制因此案证为主，有学者以为这是最早的圣谕与善书合流的宣讲类小说[14]138。

《圣谕灵征》

早期圣谕宣讲文本与善书文本以文言为主，此中的“案”以文言为多，每个“案证”都很简短。这类宣讲文本只能是圣谕、神谕演绎之文本，不克不及称之为宣讲小说。

跟着光阴的推移，宣讲工具越来越百姓化，宣讲的情势和主体产生响应变化，宣讲文本中的“案”越来越多，篇幅逐渐增长，语言也多以口语为主。后期的《善恶案证》《万善归一》《跻春台》《萃美集》《照胆台》等，前面的圣谕、圣谕诠释之文都省失落了，只留下故事自己。

仅从文原来看，故事便是主体，而不是圣谕、神谕的“附带”，固然因其惩恶性而被视为善书，但这并不妨害从体裁角度将其视为小说。

晚清社会，“圣谕阐释+案证”类文本与零丁“案证”类文本同时存在，只是后者越来越多。纯“案证”类文本，在广东地域，尚存文言（或浅易文言）类，如《宣讲博闻录》《宣讲余言》《谏果回甘》《祥瑞花》等，在西南及北方地域以口语为主。

没有了所占篇幅甚多的圣谕及其阐释，“案证”故事总体朝向话本小说的编制接近，《跻春台》被视为话本小说，缘故原由即在此。

《体裁蜕变及其文化意味》

陶春风《体裁蜕变及其文化意味》指出，审视体裁形成与蜕变应从语言学、生理学、阐释学、社会文化配景四个角度。宣讲小说体裁的天生，除了吸收善书编制，还深受拟话本小说与说唱体叙事文学的影响。

“体裁变易的另一个内涵纪律是体裁内部占安排性的规范的移位。”[15]17从小说成长看，自康熙后拟话本小说逐渐灭亡，“后期的话本，充斥了儒酸气，道学气，说教气，有时竟至弗成耐。”[16]94“到了乾隆间，娱目醒心编的刊布，话本的制造遂正式告告终束，话本的作者也遂绝了踪迹。”[16]95

从拟话本小说到宣讲小说，审美由文学转向道德，本来小说中占安排位置的以人物情节为重心转到道德说教为主（即由“娱目”转到“醒心”），逐渐向善书挨近，善书固然以劝诫为主但故事简短，宣讲小说交融了二者，是善书体小说。

“体裁的发明虽归功于作家，但体裁的接受、体裁的后果却必需引入读者能力得以解释。”[15]11-12只讲圣谕条目，难免反复絮聒，为了增长宣讲的吸引力并将其真正落到实处，必需在宣讲的内容与情势上下工夫，“村落里细平易近尤不习于申述事理……年夜抵以故事性之叙述最能吸引听众……多予附加平易近间流行善书，尤其故事性之短篇说唱，成为《圣谕》之外之附加品，并在平易近间隆盛传播”[17]267。

此论阐明宣讲小说中“案证”故事自己所处的从属位置，亦阐明宣讲内容的变化离不开接受者的接受生理。

明清宝卷繁多，一些故事宝卷（如《山丹宝卷》）在情势上以说为主，说唱联合，人物在陈说变乱或对答时每每用“唱”，“唱”多用十字句，这种编制与宣讲小说险些雷同。

《山丹宝卷》

只不外，宝卷的题目或文中的“宝卷”二字及开篇、结尾情势，故事意图指向有所分歧。此外，词话、弹词、鼓词等，都擅长“唱”，并于唱中叙事抒怀，它们都或多或少对宣讲小说的“案”的文本形态产生影响。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宣讲小说是期间成长的产品。清代科举测验承接明代，以陈腔滥调取士为主。具有清代特点的陈腔滥调文在康熙雍正时形成并成熟，乾嘉时期到达闹热，此后固然走向衰亡，但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破除陈腔滥调试帖之前，陈腔滥调文仍是科考的主要情势，且有不少陈腔滥调年夜家。

在这种科考体系体例下，人们历久受到严厉的陈腔滥调文训练，陈腔滥调思维影响到小说使之出现出“文章化”征象，诸如重群情，叙议并举，布局上重起承转合，视小说为文章等[6]。

有论者指出，明清小说框架结构受到议论文影响，如纲要法、立局法、总起总收、起承转合、年夜开年夜合、收结法等，在小说中皆可获得体现。

《明明净话短篇小说的文学地舆研讨》

议论文有中心论点、有论证进程、有结尾的收合，小说运用议论文的构法，“增长了普通小说的表意功效，塑造了明清小说叙议并举的平易近族特点。议论文布局法的运用使群情笔墨与故事能融为一体，文本表意更为天然”[18]27。

相较于其它情势的小说，“以案为证”的宣讲小说更相似于议论文，除了“案证”起承转合的间架布局受陈腔滥调文影响外，它的主题更光显，论证颜色更凸起，结论更明白，首位呼应更显著，更具有陈腔滥调文的体式。年夜量的论体文似的宣讲小说注解，晚清时期，宣讲小说作者已经广泛接受这一体裁模式并形成思维定势。

从体裁蜕变的社会文化配景看，宣讲小说体裁的闹热与清后期惩恶活动的盛行密弗成分。中国的惩恶传统经宋明理学，在明清之际形成惩恶思潮，从士年夜夫到一样平常大众都投身到这场活动中。

17世纪前后，“各类‘功过格’、‘感应篇’、‘阴骘文’等宗教伦理之颜色异常浓重的道德实践手册或普通伦理教科书竟然一会儿年夜量涌现，在文化市场上的占有量悄然上升，岂论是僧侣羽士，照样士绅百姓，年夜都津津乐道于此”[19]导论10-11。

清代圣谕宣讲经由康熙、雍正后，作为国度意志在城乡睁开[7]，垂垂地，圣谕六训及圣谕十六条之外的内容也掺入平易近间宣讲中，“清代二百余年统治，事实上宣讲圣谕已广泛推展至州里村落里，虽无年夜吏从事，而处所上亦有知书小儒担负宣讲”[17]262。

自第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类社会矛盾引发、天然灾害频仍，民气不古，越到后期，“季世论”流传愈来愈烈，大众广泛视天下处于“年夜劫”中，各类救劫行动如火如荼（宣讲小说亦多次呈现关于“劫”及“救劫”的言说）。

《明清以来善书丛编》

据统计，清朝所刻善书到达672种，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上海、浙江一带，事实上，平易近间善书数目远不止于此[8]。西部地域四川武胜县龙女寺“庚子阐教”影响深远[9]，年夜量的宣讲小说中的神佛谕文及在寺观刻印注解，它们与扶鸾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于大众而言，撰述、宣讲、流传善书，可救社会之劫，亦可救本身之劫，宣讲圣谕乃至成为一种信奉，“川省习俗，家人偶有病痛，或遭受不祥事，则向神前许愿，准说圣谕几夜”[20]95。

不少宣讲小说的定名也显示出宣讲的救劫意图及功能，如《挽心救劫录》《救劫保命丹》《救生船》《脱苦海》等。

在浓重的社会宣讲及惩恶语境下，才有小说赓续向着善书挨近，或者善书为到达更好的惩恶目标，充足采用小说的样式，正因如斯，平易近间将其视为“善书”，宣讲善书的行动被称为“说善书”，学界也险些将其视为宗教类册本而非小说，即便如《惊人炮》《指南镜》《万善归一》这类与《跻春台》在编创宗旨、叙事模式、叙述语言、艺术特性等方面极为类似的文本，甚少为学界存眷，浩繁小评话目也不曾收录[10]。

江苏古籍出书社版《跻春台》

三、“小说教”与“以案为证”式宣讲小说的繁华

最初的圣谕宣讲文本及善书，多是说理性的，群情性笔墨所占篇幅很年夜。垂垂将“案证”插入此中，与众人生成具有故事认同与讲故事的本能有关。

人类讲故事的汗青异常长远，故事离不开叙事，讲述和谛听（书写与浏览）故事是人类的广泛征象，故事“贯串于口头与书面文学始终”，人类必要故事与小说，才有了故事与小说[21]。

以故事阐释事理，早在先秦两汉即已年夜量呈现。明清是小说最为闹热的时期，口语小说与文言小说并行不悖，各领风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人们对小说的接受远胜于对经史的接受。

小说的教养功效不下于经史，其缘故原由在于读小说者多，且小说容易感动听，令“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 《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22]叙2。小说可以令“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23]原序2。

清初学者顾炎武以为：“小说，演义之书，士年夜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24]606

因为小说影响众人至深而广，顾炎武乃至将其视为可以与儒释道并存的“小说教”，而且以为小说教的影响“较之儒、释、道而更可广”[11]。

《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讨》

清后期，梁启超以为应该看重小说的教养功效：“世界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是以，“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克不及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克不及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克不及谕，当以小说谕之。法规不克不及治，当以小说治之”[25]172。

受过正统教育的文人尚且如斯重视小说之用，况且是一样平常的宣讲小说编撰者。

一样平常普通小说虽然也包括着惩恶因素，以描绘人物形象与衬着故工作节为目标，切实其实可以感人至深，但它究竟不以教养为目标。

话本小说的鼓起是城市经济蓬勃的产品，措辞者的措辞虽时有规劝之语，也有规劝意图，经济寻求倒是主要。正话前面每每有“迁延光阴”期待更多听众的入话诗或头回故事。评话人想要吸引的听众，主要是乐意出钱听书的人。

正由于如斯，他们选择的题材，是大众喜爱的汗青、世情、怪诞、豪杰之类的，也乐意在情节的波折上下工夫。文人拟作的话本仍旧有经济目标，如冯梦龙“三言”是应贾人之请，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异》一出，立刻“翼飞胫走”，以至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26]短序1，《二刻拍案惊异》是以而生。

陈迩冬、郭隽杰校注本《二刻拍案惊异》

拟话本小说作者十分注重小说的规劝性，并在其媒介中重复说明“型世”“警世”“喻世”“醒世”等教养众人的苦心，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主要是盈利之物。出于娱乐年夜众之目标，故事自己才为措辞者或小说家所重视。换言之，以叙事为主，其常识与义理等都附于故事，事理与常识不是目标，而是故事的附带。

宣讲小说重理，以教养为先，视宣讲为行善。年夜多半宣讲小说的编撰者在其媒介或凡例中，强调世风日下，灾难频临的社会，必要重振儒家伦理，遵循圣谕与神谕以救劫，他们编纂宣讲小说文本，目标亦在此，这可以从宣讲小说集定名中可见。

体裁分类相伴着对体裁之用的认同。当编撰者将浩繁故事归于一路而以“宣讲”定名（如《宣讲集要》《宣讲拾遗》《宣讲至理》《宣讲金针》《宣讲回天》等）时，定名重心在体裁宣讲功效上，其它不以“宣讲”定名的小说集如《活人金针》《保命金丹》《脱苦海》《同登道岸》《普渡迷津》等包括着的救世救劫意图的定名，同样显示了宣讲小说的惩恶功效。

这类小说具有极强的惩恶性与体裁形态的稳固性，极易辨认与仿照，通常在寺庙道观注销，或募化捐资刻成，然后免费奉送于人，这也导致一些宣讲小说篇目在分歧的宣讲小说集中重复呈现，比来产生的近时近地的“新案”宣讲，也经由过程这种编制，申述圣谕、神谕。

“著述之最易感人者，莫如多著善书。”[27]1162善书文本形态许多，并非都能到达“感人”的后果。

宣讲小说为了到达宣讲教养之目标，对传统普通小说有承继，更有新变。单就“案”而言，年夜多以说唱联合的方式讲述因果报应故事。

《宣讲年夜全》

报应故事自己就极具教养力气，诚如西湖侠汉《宣讲年夜全-序》云：“从来圣英明性理而不言因果，君相严奖惩而岂论报应……至晚近之世，民气风俗愈趋愈下。善恶既混为一途，则有性理之所难喻，奖惩之所莫能穷者。间观乡曲，有善土论因果谈报应，而闻者蹶然兴怵然变……以是阐圣贤之教养；懔君相之明威，而使世界之智愚贤否薫蒸于善气而不自知也。”[28]

案证故事的讲述方式也分歧于一样平常小说。案证虽不离善恶报应，却不克不及以神魔小说或志怪小说视之。虽有公案，更多世情；虽有神鬼，亦出于世俗。

文本表示上，说唱联合，增长年夜量的唱词，唱词部门常用“宣”“讴”“唱”“歌”“哭”等词开始，或另起一段以凸起，其内容或重述变乱，或抒发感情，叙述加上音乐性的吟唱，有说有唱，说唱联合，兼具叙事性、抒怀性与惩恶性，不仅丰硕了宣讲的情势，也加强了宣讲的吸引力，将肃静与轻松、严肃与娱乐融为一体。

这对基层大众来说，是最容易接受的，当然也就更能到达宣讲惩恶的后果。即便案证不言因果，其说唱联合的方式，切近现时、现地的故事[12]，贴近日常生涯的伦理，都对大众有很年夜的吸引力。

《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讨》

体用不贰，体裁形态与其功效响应。普通小说阐释“理”，是将理融入故事中，必要读者本身领会。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内在十分丰硕，其间留下太多的空缺，接受者存眷点分歧，不免带来接受误差或误读。

正如诸多世情小说、豪杰传奇被正统文人甚至统治者视为诲淫诲盗的小说一样，远远背离了作者的原意，接受达不到作者所等待的后果。

宣讲小说情势上先谕后案，这对付通俗大众而言，知道宣讲者宣讲的宗旨，避免了因存眷故事而轻忽其主要意图，乃至“走偏”或歪曲故事之意；案后评论（“从此案看来”）呼应开首，也是对前面叙事的归纳，将文本从叙事转向说理，再次强化故事的宗旨，好头不如好尾、有起有合，圣谕与神谕之理始终贯串于文本之中。

这种情势令受众对文本之“理”的懂得尽可能趋近某条圣谕、神谕，或靠近编撰者（宣讲者）经由过程故事所宣扬的某种德行，在必定水平上有用地防止受众的接受误差甚至误读，从而到达惩恶目标。

总之，案证的故事性、说唱联合的案证情势及“以案为证”体式，防止了圣谕宣讲的枯燥性，使之成为平易近间惩恶运动与娱乐运动，大众也极易接受所证之理，并在无形中受到善的感染。

《宣讲拾遗-序》指出：“晚世宣讲者有《集要》一书，就十六条之标题，各举案证以实之，善足劝而恶足惩，行之数年，民气年夜有转移之机。”[29]出于对“案证”故事自己熏染力的自大，编撰者们才敢将本身的书视为“活人”“保命”“救生”“济险”“脱苦”“指南”之书。可以说，晚清大众的道德教养，宣讲小说功弗成没。

群众出书社版《跻春台》

晚清浩繁“以案为证”的小说中，作为“以案为证”的宣讲小说《跻春台》，被多半学者以为是清代“末了一种拟话本集”[30]656，是拟话本小说的“回光返照，在话本小说史闭幕时闪现了末了一点亮色”[31]473。将《跻春台》视为拟话本小说，阐明这部小说具有拟话本小说的特色。

阿部泰记将《跻春台》视为“话本情势的宣讲本”[32]78，其语言及情势，与传统拟话本有所分歧，固然在情节的波折性与人物形象的饱满性上稍逊于文人创作的话本，却“将絮叨乏味的轨制化宣讲从朝廷训令转化为愉悦性的公案叙述，从而在严肃与娱乐之间找到了属于文学的书写空间”[33]167，且主题光显、情势新鲜、对变乱叙述的多重性上值得存眷。

当然，与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人的拟话本小说相比，“以案为证”的宣讲小说重“所证”而相对歧视为证之“案”。它看重说理，有时前面的圣谕（神谕）内容过多，题材相对狭小[13]，就“案”自己来讲，宣讲者并不年夜存眷情节的波折繁杂性，这些不敷在必定水平上影响了受众的快感。

《中国善书研讨》

但若只将其视为整本书前的一部门，或第一场的内容，翻过这些部门，后面案证仍有极年夜吸引力与可读、可听性。晚清宣讲小说盛行，不仅仅是编撰者之救世苦心使然，亦因接受者乐于接受案证故事使然。

总之，“以案为证”之以是为晚清宣讲小说所采纳并成为其紧张特性，是中国传统说理文学、惩恶文学以故事为例证与圣谕宣讲从单纯讲圣谕到以故事演绎圣谕的双重影响所致。作为晚清甚至平易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文学征象，这种“案证”小说自有其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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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圣祖仁天子实录》卷三四，见《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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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宗红：《“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体裁之形成》 ，《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4-25页。

[11]调元善社辑：《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12]耿淑艳：《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埋没的小说类型》，《学术研讨》2007 年第4期，第137-143页。

[13]梁延年：《圣谕像解》，康熙二十年（1681）刊本。

[14]汪燕岗：《清代川刻宣讲小说集刍议——兼述新见三种小说集残卷》，《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第137-140页。

[15]陶春风：《体裁蜕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平易近出书社，1994年。

[16]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17]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平易近间之宣讲拾遗》，《近代史研讨所集刊》1993年第22期下，第255-276页。

[18]张永葳：《以论为表，以叙为里——议论文与明清小说的框架设置》，《阴山学刊》2016年第6期，第23-28页。

[19]吴震：《明末清初惩恶活动思惟研讨》，台北：国立台湾年夜学出书中心，2009年。

[20]徐心余：《蜀游闻见录》，成都：四川人平易近出书社，1985年。

[21]刘俐俐：《人类学年夜视野中的故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3日，第B01版。

[22]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北京：人平易近文学出书社，1958年。

[23]抱瓮白叟编：《今古异景》，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92。

[2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书社，1990年。

[2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书社，1999年。

[26]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异》，北京：人平易近文学出书社，1996年。

[27]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平易近出书社，1988年。

[28]西湖侠汉：《宣讲年夜全》，光绪戍申年（1908）刻本。

[29]庄跛仙：《宣讲拾遗》，光绪甲午年（1894）刻本。

[30]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1]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武汉出书社，1994年。

[32][日]阿部泰记：《宣讲本<跻春台>是不是“公案小说”。》，《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1年第9期，第75-93页。

[33]崔蕴华：《平易近间视野下的司法唱叙：近代文学中的圣谕宣讲与公案书写——以小说<跻春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第161-172页。

注释：

[1]参见杨宗红《新见晚清云贵宣讲小说七种述要》，载《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39-146页；《新见晚清滇黔长篇宣讲小说五种》，载《重庆师范年夜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56-62页；《新见清末“务簿子”“破迷子”宣讲小说述要》，载《重庆师范年夜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41-47页。先容了近几年新发现的20种西南口语宣讲小说。后文所提到的宣讲小说，皆为笔者所藏，不再逐一指出。

[2]参见竺青《稀见清代口语小说集残卷五种述略》，载《上海师范年夜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60-66页。该文说起、先容的宣讲小说有《照胆台》《救生船》《萃美集》《辅化篇》《年夜愿船》《保命救劫录》《救劫保命丹》《济险舟》。此后，汪燕岗又先容了《孝逆报》《保命金丹》《阴阳普度》三部宣讲小说，汪燕岗《清代川刻宣讲小说集刍议——兼述新见三种小说集残卷》，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第137-140页。

[3]参见林珊妏《清末圣谕宣讲之案证研讨》，（台北）文津出书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

[4]参见[日]阿部泰记《宣讲中的歌颂表示——二重“案证”后果》，山口年夜学《亚细亚的汗青与文化》2004年第8期，第1-13页。

[5]《石颔首》，咸丰戊午年（1858）刊本，笔者存。此书与“自然痴叟”所著的拟话本小说《石颔首》不是统一部书，乃是宣讲小说。

[6]参见张永葳《稗史文心——论明末清初口语小说的“文章化”征象》，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第29-32页；《“文章小说观” 与普通小说雅俗之变的开端》，载《福建师范年夜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78-83页；陈才训《作为“文章”的<儿女豪杰传>———论陈腔滥调文法对文康小说创作之影响》，载《平易近族文学研讨》2021年第3期，第148-154页；倪浓水《明代四年夜奇书叙事布局与“陈腔滥调制艺”》，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41-45页。

[7]康熙九年（1670）特颁“圣谕十六条”，“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墟落人等，切实遵行从之。”见《圣祖仁天子实录》卷三四，载《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6页。雍正七年（1729）要求“直省各州县年夜乡年夜村落人居浓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由老成者于“朔望”之时宣读《圣谕广训》，“务使乡曲愚平易近共知鼓舞向善”，并有官员按期反省：“其诚笃无过者，量加旌异以示勉励；其不克不及董率懒惰废驰者，即加黜罚。如处所官不实力奉行者，该督抚据实参处”。见《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8-439页。

[8]参见张祎琛《清代善书的刊刻与流传》，复旦年夜学汗青系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13-327页。根据其附录二、附录三统计的数据。然而，就笔者今朝所汇集的清代西南地域以叙事为主的善书不下于100种。

[9]王见川、皮庆生指出：“因为龙女寺‘乩鸾著灵’阵容远播，引起不少乩坛的假托与仿照，相传川滇等地源自此坛者，稀有百坛。”见王见川、皮庆生《中国晚世平易近间信奉：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平易近出书社2010年版，第300页。

[10]就笔者今朝所知，《话本叙录》《中国普通小说总目提纲》《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口语卷》等，只收录了《跻春台》与《俗话倾谈》，年夜量的“宣讲小说”类文本被尘封在藏书楼或散落于平易近间，近几年才被越来越多的学人发现并引起存眷。

[1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重厚》云：“钱氏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书社1990年版，第606页。

[12]以四川地域的口语宣讲小说而言，据笔者统计，主人公及故事产生配景在巴蜀地域的，《惊人炮》24篇故事中有14 篇，《同登道岸》24 篇故事中有10篇 ，《跻春台》40 篇故事中有20 篇。

[13]如《采善集-凡例》云：“惩恶书原以情理为贵，以是奇奇异怪以及头绪繁冗者概不采入，恐说理不明反乱人之听闻。即间有取者必重复辨明，使人知理有虽然，不至妄加訾议。”见《采善集》，宣统二年（1910）新刻，笔者存。